对于中国食品工业，他是丰碑一样的存在。
一生曾先后历任很多重要职务，但不管岗位怎样变化，时光怎样推移，人们总是称他为“杜部长”。这个名字在知晓度和通用度上甚至超过了他的本名——杜子端。因为这个名字承载着中国食品工业的过去与未来，并从中可以解读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食品工业腾飞的轨迹与走向。
他从事与食业有关的工作长达58年，为食业的发展倾其全力。他是人们眼中既懂理论，又懂技术和管理，有谋略、有真知灼见的食业领导者，被业内人士誉为“专家中的领导，领导中的专家”。他的创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食业的理论宝库，他的实践在中国食业发展史上写下了若干个“大手笔”，包括创办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制定新中国第一个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食品工业会议，把食品工业推上“第一位工业”；创办了第一份向国内外发行的食品行业报纸、全国首家食品专业报纸——《中国食品报》。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中国食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取得了长足发展，使人们的饮食生活发生巨大变迁，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杜子端，1920年出生于山东省鄄城县，1938年任晁哲甫部政治部宣传员，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山东鄄城抗日游击队文书，山东鲁西八路军黄河支队二营书记，鲁西鄄城第四区抗日区公所行政助理员，鲁西鄄城第九区区长，冀鲁豫八专区临泽六区区长，冀鲁豫八专署二办事处民教科长，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临泽县大队副政委兼县长，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基干团政治处主任，华北独立二旅六团政治主任，平原军区华北独立警备一团政治主任，天津长芦盐务分局党委委员，中央财政部盐务总局人事室副主任，轻工业部供销总局办公室主任，食品工业部供销总局副局长，轻工业部食品工业局副局长，第一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局长，轻工业部副部长，农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兼社队（乡镇）企业管理总局局长，国家经委党组成员、国家经委食品办主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会长。
在硝烟滚滚的战争年月
战争年代，父亲在冀鲁豫的临泽县担任县大队副政委、县长，县委书记是王克伯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城建局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临泽县地处菏泽县城以北，黄河南岸，是敌我双方频繁拉锯的地区，环境特别艰苦。
王克伯伯回忆起和父亲并肩战斗的岁月，曾告诉我们，当时的武装斗争主要有三项任务：一是在我军大部队到来时，做好战勤服务工作的筹集给养。仅在陇海、巨野、定陶三大战役中，全县即涌出民工达13800人，提供担架1700副、大车1150辆、牲畜9000头。
二是在敌军进犯时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敌人进犯都是成旅、成师地齐头并进，直到黄河岸边。父亲率领县大队和区队按照上级“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号召，插到敌人空虚的后方袭击敌人。在都司集战斗中，父亲带领县大队毙、伤和俘虏敌运输大队100多人，其中包括一名上校参谋长，缴获美式10轮大卡车18辆、大米300包、弹药54箱、机枪6挺、步枪100多支以及大批食品罐头，而我方却无一伤亡。此战告捷后，县大队受到了区党委和军区的通报嘉奖。
三是在没有拉锯战的情况下，父亲经常带领县大队和区队活动在靠近菏泽县城的几个区，打击出城抢粮的国民党地方武装，镇压出城残害翻身群众的还乡团。这些活动保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增强了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
据当时跟着父亲在部队任连长的刘继汤叔叔回忆：1941年，顽军卞团驻在前牟庄。一次，卞团到西牟庄抢粮，父亲决定消灭这股顽军势力。等部队走进青纱帐，卞团已到了东牟庄，正在街上集合，一、二、三、四地报着数。
机会难得，我的父亲带领部队，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顽军开火，敌人没有一点准备，被打得晕头转向，乱成一团。“这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斗，我们几十个人围着几百人打，街道和胡同都被我们堵死了，敌人猛力往外冲，我们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枪筒都打红了。这时，村里的群众、民兵都投入了战斗，群众拿着农具当武器，有的点燃了鞭炮，弄得敌人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人。敌人死命往西冲，丢下一批尸体后，终于冲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向彭楼方向逃窜。等敌人站稳了脚跟反应过来时，我们区队已打扫完战场走远了。后来，听说卞团团长卞九气得只打自己的耳光，说：‘一个加强团，竟败在几十个土八路手里。’这一仗，打出了我们的气势。”
临泽根据地虽小，但地理位置重要，是湖西地区通往延安不可或缺的一块跳板。在父亲的领导下，县大队曾顺利地完成了护送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经湖西根据地到延安的任务。
刻苦学习成为行业内的专家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所在的团集体脱掉军装，转业到了地方。
从部队到地方，是父亲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变。角色的转变，让父亲意识到必须适应这个转变，要使自己成为合格的新中国建设者。
1956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同志主管食品工业部。一次，他要找食品工业部的同志谈谈食品生产方面的问题。时任食品工业部供销局副局长的父亲应召来到西郊朱老总家中。刚一落座，朱副主席就问父亲：“你知道四川的‘七腌’吗？”父亲接触食品工业有几年了，但真未听说过“七腌”，他如实地对朱老总说：“我不知道。”朱副主席耐心地告诉他，这是四川老百姓创造的食品加工方法，“七腌”就是盐腌、糖腌、酒腌、醋腌、酱腌、油腌、水腌。
回答不出来朱副主席提问这件事，父亲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领悟到，食品工业的专业性、技术性很强，要做好食业领导工作，必须成为食业的行家里手。
从此，他开始了学习的“长征”：他在部里分管的糖、酒、罐头、饮料、乳品、香精、香料、儿童食品、传统食品等行业里，每个行业选了一个厂和原料基地，到原料基地和厂里去，从原料到包装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看，一个原料一个原料地研究，向老工人、老农民请教，请技术人员讲课。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父亲终于成为食品行业的行家。
为了掌握更多的理论知识，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函授教育，在整整7年当中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从不间断。
父亲平时没有什么爱好，除了工作，就是看书学习。
父亲有一个数十年不变的习惯：随时随地做笔记。凡听汇报，他必记录；凡有思考，他也记录。他的记录量大得惊人，据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讲，一年下来记录的字数得有百万字。在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期间病情发作时，他的手已不听使唤，但躺在病床上思考时，还继续做记录。当时，他写出来的已经不能称之为文字，只是一串一串抖动的线条，他却乐观地称之为“天书”。
在他最后的住院期间，父亲曾对看望他的同志说，自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做一些事情，要归结于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大力帮助。就自身而论，由外行到内行的转变，需要痛苦的磨炼，需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思考积累，这一过程是长期的，需要毅力，持之以恒。
父亲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勇于实践、不断总结，使他对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工业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
他提倡大农业的思想。他提出，食品工业要放在大农业中去统一谋划和运筹。
他提倡大食品观念。他创见性地提出变食品加工业为食品产业的“大食品概念”，并从我国是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大力倡导以食品工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通过对农副产品的加工、转化，带动相关行业发展，把食品工业建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他支持建立食品产业体系。把食品链的上游——农业与食品链的中游——食品加工制造业，和食品链的下游——食品物流业、食品零售业和餐饮业链接起来，在从土地到餐桌的食品大链条的各个环节上，深入开发和开拓食品经济、食品科技及饮食文化事业。
他强调食品工业要成为农业生产的带动力量。他提出未来的食品工业不能只是被动地加工和消化农副产品，应成为农业生产的带动力量，充分发挥食品工业对农业的积极、能动和龙头作用。
他提倡中国的食品产业链必须与中国特有的中医药相结合，要贯彻食药同源、医食互补、膳食平衡、养生保健的理念。他提出“小小餐桌是个大市场、大药房”。说其是个大市场，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说其是个大药房，是因为“食药同源”，食物也能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
他大力倡导实施生物多样性与食物多样化。除粮食和动物蛋白以外，他始终坚持和极力推行豆类、薯类、瓜类、菜类、菌类、藻类以及蜂（产品）类等农作物和加工食品。
他倡导要把食物和食品产业推向现代化、科学化和生态化的新兴发展之路。
父亲的这些思考和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食品工业的理论宝库。在大家眼里，父亲是一位既懂理论，又懂技术和管理，有谋略、有真知灼见的食业领导者，被业内人士誉为“专家中的领导，领导中的专家”。
大力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爷爷去世早，他又是家中独子，从小被我奶奶带大。奶奶身上聚集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淳朴、善良、厚道、勤劳的品质和高尚的传统道德，在家乡一带有着极高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父亲参加革命后，奶奶的家里成了我们队伍上的落脚点和接待站。她每天接待着来来往往的队伍上的人，为他们补衣做饭，筹措各种物资。解放后，奶奶光荣地参加了1950年9月25日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握了手。解放后，家乡来人，奶奶总是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和物品送给他们，并告诫我们说：“自己吃了填坑，人家吃了传明，要多想着别人。”
奶奶的善良、厚道和淳朴无疑深深地影响了父亲，在奶奶奋勇支前的行动上，父亲深切体验到中国农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父亲深深地理解农民的苦乐，他后来之所以为乡镇企业、为食品工业的发展倾其全力，就源自他对家乡父老难以割舍的情感，源自他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难以割舍的情感。
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社队企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
1979年父亲受命兼任农业部社队企业总局局长。当时中国农村改革风起云涌，从土地里被解放出来的农民，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创办各种生产企业，社队企业迅猛发展，开始在市场中寻找机会，顽强地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新生事物，强烈冲击了固有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招致了很多责难，在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下，许多方面层层设置关卡，对这种计划外的经济力量进行压制。
对此，父亲做了大量工作，他找到时任中央领导的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同志，汇报社队企业发展状况，提出政策建议。后来，胡耀邦同志作出了“社队企业要把农副产品加工业当作产业来抓”的批示。国务院每年关于农业的一号文件也都体现了有关重视和加强社队企业发展的内容。
在很多部委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他用下班后的时间，分别找各部委的领导同志认真地谈，仔细地介绍情况，他强调，社队企业不是“以小挤大”，而是“以小补大”，不是“争抢原料”，而是“生产原料”，不是“搞乱市场”，而是“补充市场”，是适应当时市场调节机制和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他想方设法争取各部门对社队企业的支持，使社队企业工作受到重视。时任农业部部长的林乎加在一次农业工作会议上说，农业部要抓好三大块工作：农业、畜牧、乡镇企业。林部长的讲话表明，农村只能搞农业、农民只能种地的观念已经成为历史。
父亲认为，我国农业经济落后，占我国总人口80%的农民还很贫困，农民摆脱不了贫困，中国就不能富强。在农村发展社队企业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必经之路。但是，任何新生事物都不会一开始就能有序发展。因此，必须给予有力的指导，才能使其健康发展。
在部党组的领导下，父亲组织制订了一个时称“十六条”的文件，1981年5月4日国务院以国发（1981）77号文件颁发，题目是《国务院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文件肯定了“社队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十六条”的基本思想，是从社队企业的基本特点出发，遵循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对社队企业进行调整和整顿，使其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父亲在担任社队企业总局局长时期所做的这些重要工作，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邓小平同志说，农村改革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称赞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这才结束了所有关于对发展乡镇企业的争论。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田纪云副总理曾说过：“中国农业有‘二杜’，杜润生搞农村经济改革，杜子端搞农产品加工。杜子端可谓是中国现代农产品加工第一人。”
1978年，父亲与国家计委副主任顾秀莲一起赴广西，主持召开全国县办工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县办工业要以食品工业、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父亲在会上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他的观点得到了顾秀莲同志和与会人员的赞同。
父亲的这一战略思路，对中国的农产品加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财富。
父亲长期领导食品工业，但他的观念从不局限于食品工业一个环节，而是从农业生产、食品加工、食品流通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的“大农业”“大食品”观念。
在东北考察时，他鼓励地方政府支持农民养奶牛，提倡发展养牛专业户。他说，东北玉米多，但产粮大县往往是穷县，要搞玉米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才能增加农民收益。在他的支持下，长春建成了我国第一家现代技术玉米淀粉深加工示范企业。吉林省提出要开发利用长白山野生特产资源时，他指出，不仅要开发利用资源，更要发展资源，只有发展了，才能持久。
在河南省各地，他鼓励农民养鸡、养鸭以及进行饲养珍珠鸡、野鸡、水貂等特种禽类和动物，实行孵化、防疫、饲料、屠宰、加工一条龙作业和服务。
他深入福建省搞食用菌生产试点，为农民致富寻找出路。现在，福建已经成为食用菌大省，农民于此获利颇丰。
每到农村基层，他常以在果树下养鸡和蚯蚓可改善生态环境和提高经济价值为例子，动员农村推广立体化种养，发展循环经济。
为了加快山东省农牧食品工业的发展，他带着专家先后去肥城、新泰、鄄城、曹县、单县、郓城等地视察，同地方政府和企业领导共同分析机遇、商讨发展战略和具体措施。
我国的猕猴桃产业，是父亲一手推动起来的：1980年的一天，父亲拿着一个干瘪的猕猴桃对工作人员说，这种水果叫中华猕猴桃，是原产中国的水果，中国没有人去种，还是野生的。如果能够人工种植，就可以让中国农民增加收入，也可以出口，给国家创造外汇。不久，在一本农业杂志里，工作人员发现了一篇用芽接技术选育野生中华猕猴桃的消息，作者是河南省西峡县田关林科所技术员朱鸿云。父亲听说后，马上派人去了西峡。工作人员回来向父亲汇报后，父亲非常重视，决定在国内推广。1981年农业部在西峡县举办了两期“中华猕猴桃芽接技术培训班”，部里还拨款在西峡县建立了第一个中华猕猴桃人工栽培基地。农业部拨款建这个基地，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父亲的亲自指导和支持，加快了野生中华猕猴桃的选育繁育工作。从此，中国猕猴桃产业发展了起来。
三个“大手笔”谋划中国食业
父亲自1950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在长达58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食品行业有关工作，与食品产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他的子女，我们最为之骄傲的是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中国食品工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受命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行业管理组织——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主持起草、制定了中国食品行业有史以来第一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食品工业会议；创办了第一份面向国内外发行的食品行业报纸——《中国食品报》；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中国食品工业年鉴》；率先在全国推行食品行业管理。
大家把创办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制定新中国第一个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筹办史无前例的全国食品工业会议，看作是父亲为新中国食品工业发展所谋划的3个“大手笔”，在中国食品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受命创建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经过“文革”的浩劫，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人民生活也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在当时食品紧缺的严峻形势下，为了维护市场稳定、社会稳定和人心稳定，急需加快发展农业和食品加工制造业，以解决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下大力量发展农业与食品经济是中央确定的重要而长期的强国富民战略，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抢救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重大战略决策。据时任北京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李士靖介绍，仅从1980年下半年到1984年期间，胡耀邦总书记和赵紫阳总理有关食品工业的讲话、政策、文件，传达到北京市的就有50多份。
1981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媒体的一份《内参》上批示：“食品工业大有可为，须要有个部门抓总。”同年3月，国务院领导决定“先成立一个食品工业协会”来“抓总”，并由国家经委牵头成立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1981年6月1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在听取父亲关于食品工业协会筹备情况汇报时指示说：“食品工业大有可为，要提高认识。”“必须重视食品工业，加强食品工业。”
1981年7月20日，胡耀邦总书记在听取父亲汇报时指示：“食品工业协会是一个口，对各地食品工业的情况，就用食品工业协会的名义通知。你们食品协会的理事不是当官，是有义务的。”他还说：“杜子端，你讲的三点我记住了：一是食品产值增长目标，二是要组建专业协会，三是食品要在原料产地搞加工。这三点通过成立食品工业协会把它抓好。”
在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父亲承担起创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行业管理组织——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的筹组工作。
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食品工业在管理上基本仍在沿用计划经济的模式，再加上布局分散、条块分割，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一个负责统筹、协调的行业协会，推行超部门、跨所有制的行业管理，必将面临重重困难。但是父亲没有退缩，知难而上，负重前行，积极探索，硬是率先闯出一条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行业管理新路，为中国食品工业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从今天看，这仅仅是在传统的“部门经济”改革上迈出的一小步，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上的一种新尝试、新探索、新突破。在这场艰巨的改革实践中，父亲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和立下的功绩，必会载入我国改革开放的史册。
在中央领导的关怀支持下，我国第一个行业管理组织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于1981年10月26日在河北省北戴河宣告成立。成立大会选举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一致推举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为名誉会长，选举我的父亲为会长。一个崭新的食品工业管理体系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它对中国食业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成立后，中央对食品工业异常重视和关注。仅在1981年一年中，总书记、总理就对食品工业先后下达了近20个指示和批示。
（二）制定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确立中国食品工业大发展战略
1983年8月，国务院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食品工业也要专门搞个纲要。”会后，国家经委副主任王磊就起草《一九八一年——二○○○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的事情，及时向食品工业协会进行了传达、布置。
接到任务后，父亲马上物色、抽调人员、组织纲要起草小组，分头与各有关部门座谈纲要的设想，搜集研究国内外各种指标、数据、发展的可能性，编制纲要方案，反复论证，反复修改。白天座谈调研、开会讨论，晚上修改文稿。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三次推倒重写，数易其稿，于1984年5月完成了我国第一个食品工业发展纲要——《一九八一年——二○○○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送审稿）》。这是父亲历时半年多，呕心沥血的结晶。
赵紫阳同志亲自听取了父亲对《纲要（送审稿）》的汇报，对《纲要（送审稿）》给予了高度赞扬并指出：“《纲要》是个好文件，有新的见解，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规划设想、政策和措施，要批转下去。”
1984年7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1984]58号文转发了国家经委《一九八一年——二○○○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央政府发布的全面系统地发展食品工业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国食品产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里程碑。田纪云副总理当时对父亲说，国务院领导称赞《纲要》是个好文件，有新见解，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父亲曾专门谈起过《纲要》起草的事，他说，制定《纲要》最重要的是食品工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父亲指出，许多国家都把食品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我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是“排不上队”“挂不上号”的。要实现我国食品工业大发展，必须对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再认识。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食品工业是否发达的重要指标，国外两者比例都是2∶1或3∶1，最少也有1∶1，而我国只有0.3∶1。因此，对食品工业同农业的关系要有新认识，食品工业实现现代化是食品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纲要》正是根据这样的发展战略思想制定的。实践证明，这个大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正确的，大大推动了我国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
（三）参与全国食品工业发展方针政策的决策
1984年5月8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三十三次常务会议，父亲受邀参加。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讨论食品工业，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在这样的会议上专题汇报食品工作，对父亲来说也是第一次。
赵紫阳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父亲关于发展食品工业和李瑞山同志关于发展饲料工业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父亲对《一九八一年——二○○○年全国食品工业发展纲要（送审稿）》作了说明，并汇报了当前食品工业生产的情况、问题、任务和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七五”发展规划的设想。
会议认为，我国食品工业很落后，需要有个大的发展。过去只强调发展轻纺工业，现在要把食品工业突出起来，并强调我们必须彻底改变食品工业的落后状况。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决定大力发展食品工业的决策性会议，对内对外影响深远，对全国食品工业和食品协会组织作出了命运攸关的重大决策。
（四）召开第一次全国食品工业大会，把食品工业推上“第一位工业”
在全国各地普遍组织建立了食品工业协会，食品工业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父亲不失时机地向国家经委领导提议，召开全国食品工业工作会议，借以总结经验，研究出现的新问题，以利我国食品工业健康地向前发展。国家经委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并于1984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食品工业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田纪云等同志出席了会议，田纪云副总理作了“发展食品工业优惠政策”的专题报告。会议明确提出：在国民经济中，要把食品工业突出出来，使它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成为第一位的工业。
在1984年8月29日的大会上，父亲作了长篇发言，就食品工业能不能成为第一位的工业、应不应成为第一位工业的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提出了六个论点：食品工业是农业的延伸；食品工业大发展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战略重点农业的发展；食物消费始终在人们消费中占据首位，即使今后人民收入增长，食物消费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可能下降，但绝对消费额仍会持续增长；食品工业是投入少、产出多、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能量工业；食品工业是永不衰败的朝阳产业，它的市场是永远持续兴旺的；食品工业将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的态势，其规模、经济总量将长期占据国民经济首位……用有说服力的理论和生动的例证，精辟而又透彻地论述了把食品工业办成第一位工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这次会议从策划到实施、从形式到内容、从发展方向到优惠政策、从企业到政府的所有安排都是父亲组织的，是我国食品工业发展史上影响很大的一件事。
（五）创办全国首家食品专业报纸和出版社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成立不久，父亲即与新闻出版部门联络，很快就批准创办了中国食品报社、中国食品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食品工业年鉴》《中华食品工业大辞典》《中国传统食品大全》等行业专著以及大量广受欢迎的科技图书和科普读物。《中国食品报》不仅为食品行业和社会及时提供大量信息，同时也频频向国家和政府部门反映食品行业方面的问题和建议。
中国食品报社记者孙树兴到北京市六必居酱园采访，看到这家有400多年历史的食品老字号危难困苦的状况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父亲认为此事甚为重要，但解决起来难度很大。因此于1984年1月18日将调查报告以《内参》的形式报告给了胡耀邦总书记，这是《中国食品报》向党中央报送的第1期《内参》，标题是《濒临绝境满目萧条 北京六必居酱园亟待抢救》。
报告惊动了总书记，仅隔一天，总书记就作出了重要批示。北京市委接到总书记的批示以后，召开了两次常委会，很快作出决定，立即帮助六必居解决存在的难题。北京市还举一反三，对北京的多家食品老字号进行调查，很快形成了一个抢救京华老字号的高潮。李士靖告诉我们，商务部和文化部批准的中华老字号和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涉及北京市的就有97个，其中的12个是在那时抢救下来的。李士靖动情地说：“《中国食品报》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保护中华民族优秀遗产和弘扬历史悠久的饮食文化工作中，作出了极为可贵而影响深远的贡献。”
几十年来，包括离休之后，父亲一直奔走不息，始终致力于农产品加工、农产品升值。中国的广大农村和主要食品加工企业都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身影。
据父亲秘书讲，随父亲调研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他在每个县进行调研时，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除了工作之外，他从不安排其他活动。往往是白天调研，晚上座谈，连夜写提纲，第二天作报告。
每次出差前，父亲都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走到哪儿都不能提特殊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父亲住进了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火盆的招待所。冷得不行了，他不提出换地方住，而是叫秘书住到他的房间里，说两人住会暖和点儿。后来外出时，父亲也常让地方上少开一个房间，让秘书跟他一起住。
2004年，父亲应邀去贵州省余庆县考察，余庆是一个贫困县，条件非常艰苦。他为了深入了解农村生产情况，白天坐着吉普车在山间颠簸，晚上住在乡招待所。乡招待所房间条件很差，没有卫生间，褥子和枕头里放的是稻草，然而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对待。有一次，要从乌江岸堤下到江边去坐船，岸坡陡峭，也没有路可走。已经80多岁的父亲在一位年轻人的搀扶下，踩着岸坡的乱石头和灌木丛，一脚深一脚浅地“滑”到乌江船边。
每次深入基层，他都当作一次学习。走访食品企业时，他最愿意去车间，以至于在陕西的西凤酒厂车间考察时跌下酒窖，摔断了3根肋骨。
那些年来父亲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常常是忍着病痛去各地调研考察。
顾秀莲由国家计委副主任调任江苏省省长，这时江苏省农业丰收，农产品加工转化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她想起了精通食品加工业的父亲，她和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给父亲打电话，邀请父亲去江苏考察指导。这时，父亲已就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会长，不仅工作繁忙，还正患着疼痛难忍的带状疱疹。医生已要他住院治疗，可是他接了电话后，毫不犹豫地决定：回来再住院治疗。他忍着疼痛立刻启程南下。就在这一年，父亲六下江苏，深入农村调研考察，并具体指导各县农产品转化工作，对江苏推进农产品转化、发展农村经济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父亲的秘书后来回忆道：杜部长带病在江苏下农村时，我看着都心痛，他白天出去就是“忘”了病，坐车颠簸，下田观看，进厂查访，精神振奋，勤记笔记，以至于江苏省的同志都不知道他病了。可是到了晚上，他常常痛得睡不着觉。
在一次体检中，大夫发现父亲的肝上长了东西，建议他马上住院。他问大夫要紧不要紧，大夫说，住进来查了才能知道。父亲说：“肝上长东西可是个麻烦事，如果真要紧，在医院住着也是等死，我不住。”于是，那一年中有8个月他都在外东奔西跑、颠簸劳累，很多时间都在基层县里研究农产品种植和加工，他的精力都放在如何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水平上，而忘掉了自己正生着病。
在父亲去世前的几年，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患上了重症，但他忍着病痛，抓紧时间工作。他对别人说，我身上每个零部件都坏了，但凑合着还能运转。他是想在有生之年振兴中国食品产业，为农村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在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时，靠在病床上的父亲还关注着山东鄄城县、莘县农副产品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讲，莘县可以把养鸡产业做大，把食用菌产业做大，还可以养蜂养牛，发展有机农业和开发有机食品。当地有种植人工林的基础，可在农村路边、空地和现有人工林地大量种植新树种“元宝枫”。
父亲早年因为参加革命而离开了山东老家，但在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当中，却始终密切关注着家乡的发展。
父亲家乡所处的鄄城县位于鲁西南，地理位置偏僻，由于受黄河阻隔，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属全国贫困县，人民群众生活极其困难。
当时，由于县里缺乏工业经济方面的人才，几个县办企业一路滑坡，经营困难。1976年，父亲带着国内的专家到了县里，帮助县里制定了企业的发展规划和技术改造措施，使企业的生产状况得到了改善，有的则发展成为县的支柱企业。
彭楼镇位于鄄城县南部，是虞舜诞生之地，也是著名的“中药材之乡”，镇里的舜王城药材市场历史悠久，《濮州志》记载：“药香飘满街，遍地是柴胡”。当时的市场还是由农村多年来自发形成的一个散户市场，规模不大。
父亲和北京市副市长郭献瑞一起多方呼吁、奔走，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关舟的帮助下，终于将舜王城中药材市场批准升格为国家级的中药材市场，这是山东省唯一的、全国17家之一的国家级中药材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舜王城中药材市场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山东省最大的绿色“药都”。
开拓食文化研究新领域
1986年，年过花甲的父亲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会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几十年的食品情结没有让他停下脚步。中国食品报社副总编陈崇保和北京市食品协会常务副会长周以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杜子端一生曾先后历任很多重要职务，但不管岗位怎样变化，时光怎样推移，人们总是称他为杜部长。在知晓度和通用度上甚至超过他的本名——杜子端。因为这个名字承载着中国食品工业的过去与未来，并从中可以解读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食品工业腾飞的轨迹与走向。
在他人格魅力的感召下，食品界一大批专家、学者团聚在他的周围。在他的带领和组织下，活跃在各种咨询、研讨、论证等活动中，为食品工业的发展献计献策，而这些活动大多是无偿的、公益性的。这种精神境界，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是极其稀缺的、极其难能可贵的。”
1990年11月，“军中文人”萧克将军组建起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父亲担任副会长并兼任食文化专业委员会的会长。在这个基础上，于1993年10月25日创建了中国食文化研究会，第一届会长是文化部的张致祥老部长，父亲任执行会长。第二届理事会换届后，父亲担任会长。直到2008年父亲去世，他已经在从事中国食文化研究与弘扬中华文化的岗位上坚持了18年。
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成立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举办了多次国内与国际的学术论坛及专题研讨会。例如，1998年8月在大连举办“’98世界华人饮食科技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2000年在西安举办“第四届国际酒文化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98世界华人饮食科技与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迈向二十一世纪的酒文化论文集》和《世界食品经济文化通览》等。与此同时，研究会还支持各地建立食文化研究会，开展食文化研究活动。很多省市建立了食文化研究组织，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推出了一批食文化研究成果。
成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的初衷是父亲看到中国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但社会食文化的主流仍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农耕食文化。在这种文化影响下，对食物生产走向工业化的重要性、紧迫性往往认识不足，甚至排斥。所以，父亲认为，必须加快现代食文化研究建设，这是促成食品工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父亲的这—思想，受到不少领导同志的赏识。在中国食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时，国务院原副总理姜春云就此题词：“弘扬食文化，发展食产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廖汉生题词：“中华食文化，传统五千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孙孚凌题词：“研究好食文化转化成物质文明”……
为弘扬中华文化，父亲还发起创立了伏羲文化研究会。
父亲的故乡鄄城，是华胥故里、尧舜之乡，古老的雷泽湖畔荡漾在县城的东南部。据史载，龙的传人在鄄城雷泽湖。为了挖掘伏羲文化，2007年夏，父亲通知家乡人进京商讨建立菏泽伏羲文化研究会的设想。父亲对来人说：“许多史书上记载：华胥氏履大人迹生伏羲、女娲于雷泽。雷泽湖就是我们家乡那个地方，我们的家乡是始祖母华胥氏的故里，是龙的传人发祥地，是华夏文明文化的源头。我们身为华胥故里的华夏儿女，理应担负起挖掘伏羲文化、为全球华人提供认祖归宗之重任，理应为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家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父亲还亲自给时任菏泽市委书记刘鸿仁写信，请他予以支持。
2008年11月8日在鄄城县郭北口华胥故里，召开了菏泽市伏羲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及揭碑仪式。
伏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可惜的是，在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七天，父亲就因病情恶化，永远离开了他魂牵梦绕的家乡土地，离开了他时刻牵挂的父老乡亲。
在父亲去世周年时，农业部老干部局联合有关单位破格召开了《杜子端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会》，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和鄄城县还编辑出版了《食界丰碑·杜子端纪念文集》和《永远的缅怀》纪念文集。鄄城县烈士陵园为父亲竖立了半身铜像，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几个村子自发为父亲立了一座战绩丰碑。
这是纪念，也是缅怀，更是对父亲一生的褒扬和肯定。
（杜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