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得到实证。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
考古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在杭州湾附近，曾经出现过一座庞大的远古都会。这里的先民砌筑构思巧妙的城墙水坝，挖建阡陌纵横的农田沟渠，稻谷满仓，物阜民丰……这个被叫作“良渚”的地方，彼时已经创造出超乎想象的高度文明。
文明需要物质来做基础。那么，在文明的背后，良渚先民的饮食生活又是怎样的一幅画卷呢？
主食稻米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气候温润，适宜水稻生长，是东亚大陆水稻种植最早的地区之一。生活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依靠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丰富的水资源发展水稻种植，创制并广泛使用多种农作工具如石犁、石镰、石刀等，有先进的灌溉系统，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主要表现为生产规模大、产量高，稻米成为唯一的主食。这种湿地稻作农业有别于黄河流域的黍粟等旱作农业，也异于西方的麦作农业，是良渚文明区别于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良渚古城的核心区8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具有“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分别为宫殿区、内城、外郭，居住人口至少有3-4万人。如此多的人口，必须要有发达的农业来解决“民生问题”。
早期先民们虽然发现稻米更加饱腹，却对如何扩大种植面积、实现增产增收而束手无策。而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良渚文明时期，此时的农田已经形成巨大规模。在良渚古城东北郊的茅山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良渚时期的稻田遗迹，其总面积达5600平方米，据估算，年产量最多可达1万多公斤。这意味着，良渚文明时期稻米不但已成为人们的主食，而且新石器时期稻作农业的发展，终于在这一时期走向鼎盛。
2010-2012年，在良渚古城中心的莫角山东坡，清理了一个大型灰坑，并浮选出大量炭灰稻谷遗存。经考古人员分析，此处大约填埋了2.6万斤稻谷。2013年，又在莫角山西南坡发现了大量炭化稻谷堆积。如此庞大的稻谷数量，也许出自被大火烧毁的良渚粮仓。大量稻谷贮存，指向了一个毋庸置疑的结论——良渚人的稻作农业已达到一定水平。
生产问题解决了，自然就要考虑饮食质量问题了。
亚洲栽培稻主要有两个亚种，分别为粳稻与籼稻。吃粳还是吃籼？良渚先民的选择和20世纪90年代的江浙居民并没有什么区别——生活水平提高了，当然是哪个好吃吃哪个。
自然界按照温度，为粳稻与籼稻安排了不同的地盘。粳稻种植一般在16℃以下，因而如今的东北地区种植的即为口感、营养俱佳的粳稻。籼稻需要生长在平均17℃以上的区域，故而在我国南方种植。但环太湖流域仿佛是个天选之地，它的气候二者皆可种植。良渚文化遗址的稻谷出土以粳型为主，这可能是由于良渚时期，气候较之前相对干凉，加之产量已有基本保障，良渚先民就以好吃的粳米为主了。
鱼贝为菜
稻米与鱼类做“搭档”食用，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总结江南这种饮食搭配为“饭稻羹鱼”。
长江三角洲地势低平，水网密布，食物资源取之不尽，比如河湖中繁衍的鱼、虾、蟹、蚌。从考古资料来看，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遗址均发现大量带有人类食用痕迹的水生动物遗骨。良渚先民也不例外，同样幸运地蒙受了大自然的恩泽。
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出版的《卞家山》提及了关于软体动物的考古报告。其中，在卞家山良渚文化层的生活垃圾中发现了大量贝类遗存。可见，贝类是良渚先民的副食品之一。
不过，良渚先民更偏爱的水中之肉似乎还是鱼类，这有赖于舟楫的制造与捕鱼技术的发展。
距今8000年左右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曾出土被誉为“中华第一舟”的独木舟与数支木桨。早在那时，人类泛舟捕鱼的身影就已经活跃在江南的水面上了。
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木桨，除窄翼型外，这些桨普遍器型较大，长达90厘米左右，宽约20厘米左右，船、桨配套工作。大桨的存在，意味着良渚先民的舟船要比之前的先民大上很多。此外，良渚文化遗址还出土过很多陶制或石制网坠，有些已有较大面积。可以想象，当年的良渚人驾舟撒网，场面是何等壮观。一条条大鱼捞起，丰富着先民们的餐桌。
那么，良渚人吃的是什么鱼呢？据《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一文考证，良渚先民食用的鱼类品种有鲤鱼、鲫鱼、鳢鱼。其中，鲤鱼肉质软嫩，生长速度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一直以来是我国古人最常食用的一种鱼类。
耕种“神器”
既然良渚人的农耕生活如此“先进”，那么，他们使用的农耕工具又如何呢？
在茅山遗址稻田耕作层出土了石镞和石刀，但并不意味着良渚时期用于田间操作和管理的工具仅有这些。良渚先民极有可能重复使用多种生产工具，劳作结束后带回居址保管，只有一些小型农具可能偶尔遗失在稻田中。
稻田地层中发现石镞，向人们展现了稻田生态的一个侧面——先民可能在稻田中使用弓箭狩猎，驱赶偷食的飞禽走兽。
据推断，石刀当为摘取稻穗所用。比照其他遗址，实际上良渚先民对于石刀的使用并不普遍。茅山遗址未见石镰，但余杭吴家埠、南湖、庙前，平湖庄桥坟，桐乡姚家山，上海松江广富林等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曾出土过石镰，而且良渚中晚期更多见。这表明使用石镰连秆收割水稻的技术已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具体操作方法应为：一手抓住稻秆拉近，另一手握住石镰从水稻近根部一并割取稻秆和稻穗。此法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能把一块田里的谷物一次性收回，而且秸秆还可作多种用途，比如建筑、铺垫、编织等。值得一提的是，连秆收割对植株的震动比单纯割穗更大，若谷粒还有较强自行脱落性的话，收割时谷粒就极易掉落。因此，连秆收割技术不仅是农具改革的一种结果，更是作物驯化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虽然茅山遗址稻田中未见翻耕工具，但在居住生活区却发现了组合石犁（又称分体式石犁），通长约58厘米，通宽约38厘米。良渚文化中晚期的桐乡新地里、平湖庄桥坟等遗址亦出土了这类石犁。尤其是庄桥坟遗址所出者还完好保留着木犁座，总长达106厘米。犁身由一片三角形石片（犁头）和两片长方形石片（犁翼）组成，通长51厘米，通宽44厘米。使用时要把它夹嵌在一个有底座有盖板的木座里，再通过石犁上的穿孔，用木销钉把石犁与木底座固定在一起。这样，石犁就不容易破损断裂，并可实现局部更换而不用报废整块石犁，方便长期使用。在木犁底尾端有装置犁辕的榫口。那么，这样大型的石犁，如何牵引发力呢？考古人员推测，良渚先民可能使用牛等大型的牲畜来牵引石犁，后面有专人手扶犁柄来掌控方向，如此连续破土作业使得开垦土地的速度明显加快，获得更多的农田。
农田灌溉
考古人员在茅山遗址的稻田土壤中发现了大量炭屑，此外，茅山遗址还有比较完善的灌溉系统，包括水渠、古河道、池塘、小河沟、水井等。因此，当时的稻作农业技术体系大致可以用“火耕水耨”来描述，即放火烧草，灌水湿润土地，直播稻种，灌水淹死旱生杂草。《史记·货殖列传》载“江南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可为佐证。实际上，这种生产技术直到唐代仍可见到，特别是在新垦土地或荒废土地的复耕中得到广泛运用。
茅山遗址稻田中多年生杂草明显多于一年生杂草，表明当时可能还没有采用深耕移栽技术。春季放火烧草后，只是进行了浅表层土壤的简单松土，然后直接撒播或点播稻种，很少触及土壤深处多年生植物的块（球）茎或宿根部分。整地翻耕之后，便是中耕阶段。尽管没有出土特定的中耕除草工具，但不能排除这一环节的存在。原始、传统的稻田除草通常采用手工拔除的操作方法。灌溉也是杀灭和抑制稻田杂草的重要手段。从茅山遗址完善的灌溉系统和新近发现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来看，良渚先民非常重视农田灌溉技术。
种植面积的扩大和水稻品种的改良，加上耕作技术的进步，都促进了水稻的生产，结实情况也有明显改善。良渚时期的水稻基本完成从野生稻到栽培稻的驯化过程，在生物学性状的许多方面已经接近现代栽培稻品种。水稻落粒性基本丧失，籽粒饱满，完成了从瘦长形到短圆形的粒型转换，千粒重增加，水稻产量有了明显提高。
良渚中期的稻田形状有长条形、不规则圆形、长方形等多种，单块面积从1-2平方米到30-40平方米不等；而晚期的稻田呈规则的长方形，田块面积很大，通常在100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近2000平方米。总面积约56000平方米（约合84亩），更有河道、灌溉水渠、红烧土铺面的田埂等农田设施。稻田形态呈现由星罗棋布的小条块状向大面积大区块的发展过程，反映出良渚先民可能经历了从开始定居时利用小块低洼湿地到后期大规模开拓湿地造田种稻，从人口稀少的小村落到人口数量较多的大村落的农业社会发展历程。
良渚文化晚期的大区块、规格化、连成片的稻田遗迹反映出当时稻作生产不是单家独户劳动能完成的，极有可能具有集体劳动性质。大规模稻田开垦、大型灌溉设施的建设等，需要大规模的人力动员和组织，表明良渚文化晚期社会已经具有严密的组织和分工，以及强有力的行政控制能力，能够集中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组织开展大型、复杂的工程和社会活动。由此可见，良渚是一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国家。
（王宁）
